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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学创作的现状与问题

时间:2014-06-22 11:03 来源:时代文学 作者:喻子涵 阅读:
    旅游文学是一种产生年代较为久远,又最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一种文学品类。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地域,也不管什么信仰、什么职务,一切知识分子和所有文体作家无不钟情于山水,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对天地自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几千年来,有的文学体裁已经消失,有的文学体裁冷落到一边,而旅游文学始终稳步发展,长盛不衰,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特别是在旅游业成为朝阳产业的今天,各地都在进一步加强旅游业和文学的互唤、互动、互用,借文学之手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使山水更具有文化品位,更具有经济价值。同时,中央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旅游文学,既是对旅游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也是对中央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积极呼应,还是对旅游文学创作的总结和推动,既具有较高的学术研讨价值,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旅游文学的特征及要素分析

    旅游文学是创作主体游走于天地人间,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进行艺术化表现的一种文学类型。从体式来看,它有纪游散文(游记)、纪游诗词(山水诗、田园诗)、纪游笔记(旅游日记、旅游小品)、纪游书信等品种。从写作方法来看,它有文学抒写型和地理考察型,前者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后者如《山海经》、《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旅游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纪实性、地域性、审美性和哲思性。所谓纪实性,是指旅游文学具有纪行、叙景、述物等纪实特征;所谓地域性,是指旅游文学表现为不同地方的风光、风情、风物、风俗等地域特征;所谓审美性,是指旅游文学具有发现、感受、评价和欣赏等审美特征;所谓哲思性,是指旅游文学通过体验与想象,使智性与哲思相结合,达到物我同一的化境特征。

    关于旅游文学的要素,王立群认为,“游踪、景观、情感”是游记文体的三大基本要素。[1]梅新林、崔小敬认为,构成游记文体的核心要素包含“所至、所见、所感”三个方面。[2]其实,二者所述一致。“所至”即作者游踪、游程;“所见”,即作者所目睹耳闻的景观,包括风光、风情、风物、风俗等;“所感”,即作者由所见所闻而引发的情感。但是,从历代优秀旅游文学作品看来,上述三要素忽略了两个环节,一是“所至”或“游踪”,并未包括“坐游”、“卧游”、“神游”、“梦游”等情况;二是“所感”或“情感”,似乎只停留在审美层次上,还未能体现哲学指向和宗教指向等精神高度。前者排除了其他游走方式,缩小了旅游文学的外延;后者还不能达到柳宗元所说的“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最高境界。正如喻大翔教授对这“九字真言”的解释:“此时此刻,个人的魂魄精神全然凝聚在一处一点,超越在人世的一切之上之外;而个体的外形肉体已完全物化,凝神为山则为山,凝神为水则为水……有了这个前提,主体或游者才能和宇宙万物(万化)暗暗地、不知不觉地、鬼斧神工地合而为一,天即是人,人即是天。达到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化境。”[3]这样,旅游文学是“最本分也最勇敢地由‘文化生命’携‘文本生命’直通‘自然生命’”的一种独特文体,其创作动机与追求最高哲学、文学之境,就是“为了与自然生命抗衡,追求人与自然的同一。”[4]因此,旅游文学的基本要素应该由所见(景观)、所闻(物事)、所感(情感)、所思(哲思)构成。所见,包括目睹的一切,自然也隐含游踪、游程;所闻,包括游走时听到的一切,也包括非游走时听到的一切;所感,包括所见所闻中的感受、评价和欣赏;所思,是从审美到审智,从哲思到化境的过程,这是旅游文学的最高境界。

    从广义视角看旅游文学的特征和要素,旅游文学自古就有,它起源于先人们迁徙、耕种、放牧、游猎、巡游活动。正如先秦元典《尚书》载,三代自舜制王侯定时巡觐制度,天子五年巡狩一次,诸侯一年一次朝觐。天子巡狩,是集查政情、谙民情、观风情于一体的职务观光活动。由此,先秦古籍《山海经》、《穆天子传》虽然是神话作品,但其中有大量随巡游而出现的环境描写,环境的内容包括某国所在的位置、周围的地形地貌、人的形象习俗、动物植物等,可谓中国最早的旅游散文。而《诗经》的部分篇章,则又是最早的旅游诗歌。《诗经》中有三十余篇诗歌直接描写了旅游生活的内容,如《卷耳》、《小星》等写官员、征夫的公务之游;《东山》、《出车》等写军旅之游;《车攻》、《吉日》等写狩猎、行乐之游;《匪风》、《北风》等写迁徙逃亡或流亡他乡之游;《有女同车》、《蓁郁》写爱情之游;《载见》、《般》写祭祀之游。[5]当然,这些旅游文学作品,写法上比较简单,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旅游文学的特征和要素。

    按照旅游文学的特征和要素的基本标准,喻大翔教授所说“孔子和庄子才该是汉语游记最早的奠基人”是有说服力的。他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最早也是最短的游记;庄子的《渔父》,记述孔子带领弟子“游乎缁帷之林”,遇一须眉雪白、散发飘袖的渔翁,通过几番交谈,终使为人师的孔子获得“法天贵真”的大道,这是一篇完整的哲人游记。[6]及至楚辞、汉赋中的旅游文学作品,如屈原的《渔父》,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张衡的《归田赋》,王粲《登楼赋》等,其旅游文学的特征和要素更为明显,把旅游文学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文学体式皆备,作家群体形成,其文学地位正式确立。再经唐宋柳宗元、苏轼等人精品力作的推动,使具备文体特征和要素的旅游文学一直盛行于各代而历久不衰。旅游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也成了不争的事实。

    二、当前旅游文学创作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散文热”的出现,旅游文学从乡土游记转向文化游记,从平面单调的江山歌颂转向现代人心灵的多元感悟,从表面的写景抒情转向对人与自然的深沉关怀,旅游文学注入了新的人文内涵和文学品格,其质量水平已大大超过五六十年代,是继“五四”以来的又一个大突变、大丰收时期。当然,当前旅游文学创作的现状,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则是:基座很大,塔尖很高。所谓“基座很大”,是指参与旅游文学创作的作者数量众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基座;所谓“塔尖很高”,是指一部分作家的旅游文学创作很突出,几乎在散文创作领域起到引领作用,把旅游文学推向了文坛的塔尖。特别是1992年,当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旅游散文在《收获》杂志上以专栏形式刊出后,以其迥异特色,一扫散文界笼罩多年的柔媚、低徊、轻浅、纤巧、做作之风,打开了旅游文学的新局面,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从1993年开始,《收获》杂志又开始连载余秋雨以“山居笔记”为总标题的系列旅游散文。他的这些作品理论界叫“文化散文”,实际上就是“文化旅游散文”。余秋雨的出现,使当代旅游文学崛起一座高峰。

    把旅游文学推向塔尖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梁衡。梁衡提倡旅游散文的真实美和自然美,他是在对“杨朔模式”虚幻性、象征性等缺陷、危害及产生原因进行高度剖析之后,坚决抛弃它而走上旅游散文这条新路的。梁衡的旅游散文力求追索中国当代游记所缺失的自由精神,在哲学层面和文化意韵上寻觅更广阔的心灵空间。他的旅游散文以大事、大情、大理为主旨,因此多以政治人物和党史人物的活动环境和活动内容为题材,我们可以称之为“红色旅游散文”。但他写这类题材时,力求摆脱僵化政治,重新回归理性政治,乃至追求人格哲理,而不是平面涂写政治人物和党史人物。因此在他笔下,自然景观的描绘可谓曲尽其妙,但并不仅仅是一种表层美的铺陈与渲染,而是致力于一种更深入腠里的求索和洞察。徜徉于山水之间的梁衡,时刻从自然中体味真理,因此他的旅游散文偏重理性,思辨性很强,时有真知灼见闪烁在他的散文中。同时,从表现山水美过渡到挖掘人格美,这不仅是梁衡旅游散文的一种题材变化,而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人生体验的巨大转变。[7]

    90年代以来,西部旅游文学一直是创作热点,其成就尤以马丽华和刘亮程最为突出。马丽华以西藏为题材,以人类学为基点,因此她的旅游文学作品不是常见的游记,而是“向着人类文化的反思伸探”(格勒语),其突出特点是借助于地域特色,通过风光、风情、风物、风土以及历史、传说、民族、宗教等精心的描写,从中探溯藏民族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正如格勒在《西行阿里》序中说:马丽华的作品“努力向人们展示出一个远离近代文明,但又绚丽多姿的古老文化世界。在这个雪山环绕、历史久远、传说弥漫、古迹遍地的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叠压、渗透、交错,构成多样、多重、多层的立体文化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8]马丽华的作品在旅游文学与人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学旅游散文”或“民族旅游散文”,这是旅游文学创作崭新的领域。

    刘亮程作为90年代散文界颇具特色的作家,成了西部乡村旅游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刘亮程的旅游散文是原生态的,他“以人类初始阶段共有的自然的、想象的诗性思维,创作了一系列富于情感表现的诗性散文”。他的散文“是他对黄沙梁这个村庄的全部生命体验的真实记录,其语言是闲适而灵动的,没有任何雕琢造作的痕迹。他将内心的苦闷之情、孤独之感与对自然、生命的体验有机融合,在沉郁而舒缓的语言节奏中,使之彰显。同时他又突出语词的形象感,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9]刘亮程的旅游散文汲取了《庄子》的某些诗性特质,使其散文在自由想象的思维空间下呈现了诗的特性,因此我们可以称他的旅游散文是“诗性旅游散文”或“乡村旅游散文”。他曾说:“对我创作影响最大的人和作品有庄子、屈原、《山海经》等。”[10]他还说:“早年在乡下我读过一本《楚辞集注》,屈原那种漂流于大地间的精神气息,我领悟了一些,后来读庄子。第一次读就觉得熟悉,好像是庄子就是我们村里一个姓庄的老头,他描述的那些风、秋水、山木、死亡……似乎都在我们村里。我能听懂他说的话。”[11]如此说来,刘亮程与古代旅游文学创作的血脉是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学中庄子的虚构想象、屈原的浪漫飘逸等诗性特质成了他创作的源泉。

    90年代以来旅游散文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王冰先生的分析,从社会层面上看,明显地呈现民间性、多元化特征的社会因素,使90年代的散文包括旅游文学创作也必然出现多元化的态势;从文化积淀上看,具有历史蕴涵的文化和文学创作的传承,以及时代思潮的濡染、民族及传统心理的影响等诸因素,也深刻地影响这些散文作家的创作;从作家主体来看,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个体主体意识高涨及多元,使文体不仅最鲜明地体现了作家的主体意识,而且包含了作家潜在的美学的、情感的、个性的审美心理结构,表达出一种崭新的想象力的空间,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12]除了以上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读者。这一阶段由于旅游文学走向了大众,普通人写的与反映普通人旅游生活的旅游文学作品博得了大众的共鸣和欣赏,加上旅游业兴起,读者通过“现场”与“文学”的互证体验,达到一种旅游享受的升值,这样也就刺激了旅游文学的创作热潮。由于以上多种原因,这个时期的旅游文学创作,或者富有人生哲理和人道精神,或者注入文化、历史、知识的因素,或者平实含蓄地抒情,或者倾向于个体体验和赋予内心的倾诉,或者注重文体的改造与革新,或者呼唤人们寻找超越、寻找感恩、寻找自己的精神寄寓,使旅游文学增加了人文内涵,提升了文学品格,再加上旅游文学的圈子不断扩大和基座的不断抬升,使旅游文学作为散文创作中的主干呈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

    当然也不能忽视90年代以来旅游文学创作的缺失。精英作家毕竟只是少数,从总体来说,旅游文学创作存在问题也不少。借鉴王冰先生对90年代散文创作的价值与迷失的分析,当前旅游文学创作也存在五个方面的缺失:第一,想象力的缺失。从旅游文学来说,所见、所闻来自于实体世界,所感、所思来自于精神世界。旅游文学缺乏想象力,就缺乏丰富的蕴涵和崭新的景象,缺乏现实的激情和深层的领悟,缺乏独特的力量和蓬勃的生机。然而当前的旅游文学作品,恰恰在这方面是个弱项,还只停留在像什么与不像什么的“看图说话”阶段。第二,文本创新上的缺失。当前旅游文学创作在内涵的创新与文体自立上没有形成自觉意识,没有倾力去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和立足点,在题材处理、主题提炼、体裁驾驭、形象描绘,技巧和语言的运用等方面,还是老办法、老笔调,这些均有待进行突破和创新。第三,真情实感的缺失。梁衡曾经竭力批评旅游散文的“假”,假情假意是旅游文学最致命的问题。当今旅游文学创作缺少一种深沉的思索,缺少一种人文的关怀,而只是一种“诗意化”的表达,一种“乌托邦”幻象的描写。旅游文学要着重表现的不仅仅是人类所见所闻的外部世界,而且还包括在外部世界所影响下的人的所感所思,“把自己体悟到的内心风度、骨头硬度、血液浓度、精神厚度、文化深度、思维高度、语言亮度、明澈温暖表现出来”[13]。但这点在当今的旅游文学创作中是缺失的。第四,文化品格的缺失。文化品格是旅游文学的灵魂,是核心和支柱。但是,越来越多的旅游文学作品却失去这样的灵魂和核心。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作者的庞大,造成旅游文学作品人人都可以写的假象;二是许多报纸副刊推崇快餐散文和小随笔文章,对作者的广泛影响和误导;三是旅游推介活动中带功利性的写作,使旅游文学走向浅薄和俗气。第五,哲学化境的缺失。当代旅游文学的一个严重退步就是忽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缺乏“物我同一”的高层次体验和感悟。旅游文学只有将自我与大自然结为一体,才具有穿透力,才能体现诗性本质;旅游文学也只有重视心灵感受,重视生命的融入,重视人生的智慧和有血有肉的直觉综合,才具有审美魅力和智性的光辉,才能达到哲学上的化境。

    三、旅游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

    旅游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宝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量,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有一半是旅游文学”。由于出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容易调动触角敏锐、富于灵性的作家和诗人的人文思考和艺术灵感,所以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往往具有“最绚丽的色调,最灵动的文字,最醉人的感染力,产生出最能身临其境的联想”[14],使旅游文学一直盛行于各代而历久不衰。但是,正如上文的分析,当前旅游文学创作还有诸多缺失,如果对旅游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把握不透,甚至忽略和轻视,那就难以使旅游文学创作获得最大突破。

    影响旅游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旅游文学创作的误解和轻视。随着旅游业的升温,政府部门依靠旅游文学大力推介旅游产品,特别是新景点,需要一批文人墨客通过文字或电视片进行包装,于是一批批制造的所谓旅游文学作品不断问世,在广大游客和读者中造成旅游文学很好写的假象。再加上也有不少的报刊,对旅游文学作品的高下鉴别不严,在新闻版面中把它当旅游宣传对待,这样对记游的作品降格处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旅游文学的轻视,对旅游文学创作产生一种误导。二是不注意对旅游文学的精神品格的树立。精神品格是旅游文学的灵魂,而对当前旅游文学创作进行一番打量,许多作品似乎还没有深刻理解旅游文学的特殊内涵,还未充分挖掘旅游文学的艺术魅力。所谓的旅游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一些轻浅而泛滥的“宣传品”,在包装上十分华美,但作者主体的个性没有了,自然山水的客体个性也没有了,因失去其文化支撑和精神品格而无法克服“浅”和“俗”。三是忽略对旅游文学诗性的追求和哲学化境的创造。诗性的追求和哲学化境,这是旅游文学创作的难点,一般作者难以企及,一些作家也往往回避。诗性的追求,并不是等于“诗的语言”加“感叹号”,而是以营造山水意象的方式来表现一种审美理想和人格精神,表现一种历史的穿越和人生的感悟。哲学化境,是需要作家进行独到的体验与审美的表达,进行心性的透悟与思想的超越,从而达到使游者与自然化二为一的神性境界。诗性追求和哲学化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与功利性写作无缘,如果没有创作的自由与独立、自觉与自醒意识,那就无法使旅游文学创造出这种境界。

    那么,寻求旅游文学创作突破的核心问题,则是文化品格的树立和诗性追求及哲学化境的创造问题。

    旅游文学的文化品格,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和人格精神的融入上,体现在作品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的浸透上。作者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凭借风光、风情、风物、风俗,以探求和透视传统文化精神、民族文化底蕴及人生真谛的秘诀。因此,旅游文学作家首先得进行人格精神的重建,只有具备健康而有魅力的人格,才能在作品中使山水富有灵性和魅力,才能使思想、形象和意蕴在作品中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这种人格精神反映到旅游文学作品中,是一种生活理念、崇高信仰的发散,是人的情感、心志、气质的震荡与鸣响,这种精神内涵是支撑旅游文学文化品格的骨质。当然,旅游文学的文化品格只能在字里行间弥散出来,这种文化味的流动和含纳体现着作者的精神气质和理性光辉,因此它排斥故作矫情和虚假伪饰的东西。文化品格是区分旅游文学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挣脱流行的自然景观的赞叹、实现话语更新的重要途径。

    旅游文学的诗性,是指旅游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一种潜在的美质和独立的品格,它笼罩着整个作品的精神内蕴和个性气质。旅游文学的诗性,是诗与思的完美结合。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艺术的本性是诗。而诗的本性却是真理的建立。”[15]旅游文学的诗性,来自于作家对宇宙万物的感悟,来自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日常生活的尖锐触及,来自于创作主体精神人格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旅游文学不能是亦步亦趋地成为所见所闻的全真记录,也不能臣服于某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驱使,它是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完美结合体。因此,诗性追求就成了旅游文学创作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然,要捕捉到旅游文学的诗性,需要具备体验和感悟两方面的能力和素质。所谓体验,“是从生活着的感性个体出发,去体验整个的生活和自然”,“惟有从感性个体的经验出发,将自我与整个生活世界和大自然结为一体,这样的体验本身才具有穿透力,才能够把握住诗性的本质”。所谓感悟,“是一种内在性的心灵感受,它是我们把握世界的第一感觉,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生命的融入、人生的智慧和有血有肉的直觉的综合”。[16]旅游文学的诗性表达,包括情思、意象、语言、画面、格调、氛围以及诗、史、思的美学韵致等多方面,只有通过诗性的营造,才能产生一种真正的诗情画意,才能在诗情画意中达到一种身与心游、物与神游的完美结合,这样就能避免旅游文学的轻浅和庸俗。

    哲学化境是旅游文学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在于传达出主体对自然与人生的独特感受和思索,在对自然的观照中体悟宇宙的无限变迁与生命价值的深刻内涵。哲学化境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或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哲学精髓,这是旅游文学创作的哲学基础。自庄子以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哲学化境表达,在旅游文学中一直传承不灭,可见这一哲学精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哲学化境是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致刻画,因情而理,以理化情,由情返景,营造一种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情韵美,从而达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至上境界。哲学化境是作家在创作中把生命与自然合而观之而产生的,不仅能以我观物,而且能以物观我,这种观照既包含着对生命深挚热烈的情感,又有着冷静理智的审视,使作品产生一种深妙精微的内在张力,因此,具备哲学化境的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意义,超越时间、空间和心间,具有独特的审美境界和艺术魅力。当然,旅游文学的哲学化境,强调个人精神力量超越于物我之上,但是,必须具备一种彻天彻地、涵盖万物的品格,才能突破个体小我的局限,才能使旅游文学作品达到至高的审美境界。

    由此看来,旅游文学创作是有难度的。作品的文化品格来自于作家人格精神的重建,诗性来自于作家体验和感悟万物的能力及素质,哲学化境来自于作家对自然与人生的超然的感受和思索。旅游文学作家如果不注意对这些因素的重视并加以修炼,那是无法达到这样的创作高度的。

    参考文献:
    [1]王立群. 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J].文学评论,2005(3).
    [2]梅新林,崔小敬.游记文体之辨[J].文学评论,2005(6).
    [3][4][6]喻大翔.用生命拥抱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P255,P256,P347.
    [5]赵荣光,夏太生. 中国旅游文化[M].哈尔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P6.
    [7]成青华,董岩.倾听梁衡(4)[OL].中华读书网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40205/200402050004.html
    [8]格勒.《西行阿里》序//马丽华.走过西藏[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P642.
    [9]阳乐怡.论刘亮程散文的诗性话语[OL].红秀添香网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6-6-17/1301302.shtml
    [10]天涯社区散文天下论坛.著名散文家刘亮程专访[OL].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60631&strItem=no16
    [11]中华文苑网作家访谈.好一个刘亮程[OL].http://www.china-culture.com.cn/zj/ft/20.htm
    [12][13]王冰.论90年代的散文创作的价值与迷失[OL].笑言天涯网http://www.xiaoyan.com/title/title_disp.cfm?tn=16294
    [14]石英.在中国旅游文学论坛上的发言[OL].http://www.ntlyw.com/main_ps.asp?id=132&a=6&name
    [15]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P70.
    [16]谢越华,陈剑晖.诗性散文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J].福建论坛,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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