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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柳宗元山水游记散文创作风格的形成

时间:2014-05-13 21:44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未知 阅读: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散文家和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其散文作品是中唐古文运动的杰出成果和他散文革新主张的光辉实践。作为一代优秀大家,其创作绝非是一时灵感的偶然冲动,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有着独特的身世体验和人生追求的。

    一

    他出生时的柳家,既非“昌明隆盛之邦”,也非“翰墨诗书之族”,仅是家道中落的小地主。从贞元九年到元和元年的短短十三年中,他先后失去父亲、妻子、两个姐姐、母亲五位嫡亲。“八司马事件”后被贬到永州。其作品的大部分是被放到永州十年的蹉跎岁月中完成的。其散文正是基于自己的痛苦体验而发泄出来的不满情绪的外化,也是自我心理矛盾的表现与告白,而流放时间之长(永州十年,柳州四年)、空间之遥(与京师相隔万道关山),使他在对大自然的赞美和自己身世突变的洞察中,充满着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

    十年的岁月终于逝去,好容易到了元和十年(815),才被召会了京都。但事实并非他所期望的那样鼓舞人心,令他欲狂。结果反而被流放到比永州更远的广西柳州去做刺史。从赴任之日到元和十四年,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凄凉的四年。回想政治上的失意、事业上的蹉跎、家庭的突变、生活上的凄苦,加上个人体衰多病……这不尽的忧愁,使他更觉前途渺茫,也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这位“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幽燕老将式的文人,最后寂寞地死在了柳州,当时是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另一说法是十一月八日,柳宗元正四十七岁。这是人生的盛年,却是他生命的顶点;这是作者的悲剧,更是历史的遗憾。柳宗元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按照恩格斯的指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真正“悲剧性的冲突”。作为一个进步思想家、改革政治家和优秀文学家,柳宗元具有报国之志,济世之才,具有很强社会活动能力,可惜他成长在中唐弊端丛生、积重难返的时代:朝外强藩林立,吐蕃入侵,回纥凌疆;朝内宦官专权,政出多门,佛教毒素弥漫着帝国的各个角落,造成秩序紊乱、纲纪荡然。这种严重的局面威胁着李唐王朝的生存,象柳宗元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从挽救帝国根基的现实需要出发,宣扬儒学、改革政弊,转变文风。然而“八司马事件”后,受到流贬。这样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在短暂的政治上得志后,又迎来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从“超取显美”的高官一落为“自度罪大”的流囚,这种不平常的遭遇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促进了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更坚定了他“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政治思想,也加深他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形同流囚的官吏生活使他离开了政治斗争的中心,走到了田夫野老、谪吏流人中间去。从此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片新天地,其思想和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不平的社会铸就了柳宗元,而失意的柳宗元则回报了社会,他以卓越的散文建树迎来了自秦汉之后中国散文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八记”,千余年来,多少鸿篇巨制,大部头的文集都湮没无闻了,但只要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略有素养的人,都知道“八记”,赞赏“八记”。

    柳宗元的家庭直到他死,一直在不安定的状态之中。正是由于他家庭的动荡和自己内心的不安及情绪的焦躁,大大增加了他在文学中的孤独感和尖锐性。

    二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叙山水的文字,是中国游记的雏形,也是柳宗元游记散文的源头。而唐代的元结,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而且是中国游记创作中承前启后的一员,代表作是《古溪记》,但其游记在创作上只是柳宗元的先行者。柳宗元正是在前人创作基础上继承元结游记散文的遗产,使游记真正独立成篇,不仅数量之多,写作技巧之高,而且在内涵的增强和审美趣味的追求上,都是独领风骚的。其山水游记并非仅是留恋山水风光的写照,仔细品味就会感悟到写作的真意,即使在他寻幽探胜、经常徜徉在奇山异水之中时也没有忘记现实,忘记人民,所以在他模山范水、刻画自然之美的文字里,同样跳动着一颗伤时忧民之心。

    首先是被弃失意感的发泄和痛苦心情的流露。《钴姆潭西小丘记》中说这个小溪是“唐氏之弃地”,隐喻自己是唐王朝的“弃人”,被贬到这边远荒凉的永州,正和小丘一样“今弃是州也”,篇末贺小丘遭遇到了能够赏识自己的主人,实际隐喻着自己的遭遇,一直无人赏识,未能再被朝廷重用,还不如这个小丘呢!委婉表露了作者对贬弃的愤懑情绪和失意感。

    其次,是以自然之美反衬社会的黑暗。永州在零陵盆地之东,从地理变迁的角度看,今天的零陵地带和当年大相径庭,没有什么变化。西山不过是低矮的山丘,冉溪也不过是平常的沟河,潇湘二水更是平淡无奇,但在柳宗元笔下,西山被描绘成特立不倚、丘壑丛横的奇峰峻岭;冉溪被描绘成纡徐曲折、奔腾激越的清流碧溪;潇湘二水被描绘得雄奇壮观,这样永州的山水个个千娇百媚,姿态横生,这说明,这些都是经柳宗元主观加工过的平山淡水的艺术再现。对永州的平山淡水描绘得越是秀美、单纯、清新、宁静,越容易与拘囚人的肮脏、污浊、龌龊、纷喧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对充满污浊和纷争的黑暗官场生活进行了彻底否定。同时以山水的宁静反衬心情的不平静,从而从侧面表明:作者并未沉沦,并未忘记现实及现实中的人民,始终怀着:“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期望朝廷重用。

    其三,感时忧民心情的流露,更见出其“济时用世”的渴望。《钴姆潭记》中在写景有这样一句:“不胜官租私劵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在寄情山水中不忘现实:租赋高利贷下,破产农民逃入深山的情形,让作者坐卧不安,彻夜难眠。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总体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风格即人,一个作家的风格决定于他的社会地位、遭遇经历、思想感情、才情气质、文艺修养,决定于他的创作方法,体现在作品中则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柳宗元的身世是孤独的,心情是凄怆的,心灵是千疮百孔的。他生不逢时,尽管有治国之才,济世之想,但政坛折戟又使他满腔义愤、抑郁难平,不能尽施其材,全展其志。形同流囚的官吏生活使他将炽烈的激情只能寄于其文,诉诸于笔端。这是形成沉郁峭拔风格的因素之一。柳宗元不是伤感的文人,而是战斗的作家,其山水游记在记景颂美的同时,更具有怨幽不平、愤世嫉俗的情调。他把自己对社会弊端的洞察、怀才不遇的感慨,不是直接外露地表达的,而是通过对景的描绘间接、含蓄地表现出来,是借物态写心态,借自然环境写作者心境的。他的山水游记中长于隐喻讽刺,又富有一种诗意。所谓诗意是指散文有着充沛的感情、优美的意境和浓郁的韵味。在柳文中就是具体表现为诗情、诗境和诗味。

    总之,他在摹写境界、描绘自然山水美时,具有自己特定的审美特征;那就是他喜欢写清幽深邃之景、遭遗被弃之地、怪异特立之物、除恶去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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