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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旅游文学关系思考

时间:2014-03-05 23:38 来源:互联网 作者:周志永 阅读:
    旅游和旅游文学“皮”、“毛”关系的历史考察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文化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所谓的旅游文化“就是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作用于旅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⑴而作为旅游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旅游文学,则是指“旅游者在其旅游活动中,以旅游资源为对象,记述自己的旅游生活感受和感物咏怀、即景抒情的文学作品。” ⑵我国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旅游文学,旅游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旅游活动的发展。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类的旅游活动是旅游文学的兆始之源,旅游文学伴随着旅游活动的出现而产生,伴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而进步,在旅游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人类旅游史上,早期的旅游活动主要是商人旅行,“在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几乎总是将‘旅’和‘商’连在一起。‘商旅’一词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史情记载中几乎到处可见。”⑶商人旅行的经济决定因素导致它不可能担负起文学的使命,从而难以产生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史,真正的旅游文学发端于后来的“士人漫游”。

    一、士人漫游的先驱者

   
古往今来,凡是伟人名士都有旅行经历。通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旅行使其增加了对异域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了解,增加感性认识,从而开阔了眼界,升华了人格。中国古代社会里所谓的“士”,大都居于社会金字塔结构的中上层,政治上的自由身和经济上的自足使他们来去自由而少有衣食之忧。更加古时民风纯朴,士人多性情浪漫,又有足够知识上的储备,游历著述就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

    士人漫游的先驱者中,最有名的当推孔子。为了兜售其政治主张,孔子曾率弟子徒众周游列国14年,虽然屡屡碰壁,最终怅怅而归,但也颇有桑榆之获。《论语》中不时可以看到他的旅行记录,只不过其间的政治功利性和思想性大大淹没了它在文学上的价值。稍后的司马迁也是位大旅行家。为继承父志,撰写《史记》,司马氏自青年时代就在全国范围辗转游历,奔波于闾里市井之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长期的漫游经历使他饱览山川景物,熟悉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这为他整齐“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塑造人物形象,真实展现历史风情奠定了坚实基础。鲁迅曾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称赞司马氏在史学和文学两大领域都取得了令后世仰慕的伟大成就。但这一时期旅游文学只是刚刚萌芽,几乎难以见到什么有影响力的纯粹的旅游文学作品,真正的旅游文学,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

    二、魏晋南北朝:山水诗和山水散文的萌芽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天人合一”的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象这个时期一样如此厌恶、远离政治纷争和尘世喧嚣而以空前的热情投身自然的怀抱。这一时期,由于士人游历活动的增多,旅游文学进入了第一个丰收的季节。早期的旅游文学主要是山水文学,其中以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吴均的山水小品最有成就。

    谢灵运是南朝的文坛领袖,又是当时的大旅行家,在宦海沉浮中寄情山水,多有佳作问世。谢氏本系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出身于显赫南朝的王谢豪门,家中颇有资财,性喜游历且深得其中之味。他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有自己的游乐别墅,他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做官时,经常“凿山峻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嶂千里,莫不备尽。”他曾乘兴率数百之众到临海游玩,规模之大,当时为奇,竟然吓坏了地方官,“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谢灵运正是在这种漫游生活中从事山水诗创作的,他作为我国第一位以描写山水为主的诗人,打破了南朝玄言诗的传统,给当时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深刻影响了唐代诗人的山水诗创作。谢著《谢康乐集》,后人视之甚高,所谓“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必未见。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音与理合,匪由思至。”谢灵运的成功,同时也表明文人对山水美的欣赏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高度。等到吴均登上文坛,山水诗渐渐让位于山水小品,吴即因善写山水小品为世人所瞩目。吴氏的《与宋元思书》,是六朝山水小品的代表作,实为作者从浙江富阳到桐庐一段富春江上的游历见闻。此文仅用了140余字,就将一幅生动逼真的山水画卷展现在读者眼前,风格清新,意境高远,阅之令人忘俗。

    三、隋唐五代及北宋:从山水诗到山水散文的成熟和繁盛

   
隋唐五代,士人更多漫游,旅游文学继续繁荣。前期以李白、王维为代表。李白似乎是天生的旅行家,他出生于距国都长安万里之遥的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少年时代就随父内迁漫游,后定居四川江油青莲乡,“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25岁时,李白仗剑出川游历,足迹遍及天下名山大川,“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遂有名篇遗世。他的《望庐山瀑布》、《蜀道难》、《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金陵凤凰台》、《秋登宣城谢眺北楼》、《望天门山》等都是传颂千古的不朽之作。李白居无定所,天下为家,一生游历,甚至最后也是在漫漫旅途中的一条游船上结束了他绚丽多姿的一生。李白对于旅游文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将谢灵运的五言山水诗发展为七言,更重要的是完全挣脱了谢氏因刘宋小朝廷偏安于江南一隅而导致的局促和小山河的精致。大唐盛世给了李白重整山水诗河山的胆魄和胸襟,山水诗在他手里由精致走向宏大,由池塘春草的清新秀丽走向锦绣山川的壮丽雄阔。

    相较之下,王维的命运要顺利得多,甚至于后来祸殃无数的安史之乱也没有影响他在仕途上的发展。然而象许多士人一样,做官更多意义上只是为了衣食无虞,他的主要心思也还是在山水之间,大约40岁就开始过着吃斋奉佛、亦官亦隐的生活。这位曾官至尚书右丞的太原人一生遍游三秦盛景,在陕西蓝田的辋川山下建有自己的旅行别墅,终日与文友留连酬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王维迷恋佛学,因此他的山水诗深深打上了禅宗的烙印,呈现出特有的幽深空灵之美。

    柳宗元出道的时候,大唐盛世已是明日黄花,帝国的实力江河日下。封建专制的加强让正直的中下层官员日渐不敢说话,老老实实呆在流放地变老,牛僧孺和李德裕们在庙堂之上不断上演着朋党之争。在这种政治空气下,耿直的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受牵连,遭谪江南,被迫开始了伟大而又无可奈何的旅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永州这个时人讥之为“瘴疠之地”的鬼地方,竟然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在永州的旅行日记(以《永州八记》为代表),是脍炙人口的山水名篇,《永州八记》更被后世奉为山水小品的经典。柳宗元把对人生际遇的感悟寄托其中,使他的散文小品充满了澹泊沉静之美。山水诗到这个时期已经由盛转衰,山水散文开始大行于天下。

    北宋的旅游文学是苏东坡的时代。苏轼入仕后很不得志,历遭贬谪,改革派王安石和保守派司马光都不喜欢他。苏轼挣扎在两派斗争的夹缝里,官越做越小,文章却越写越好。元丰初遭贬黄州后,苏轼的仕途就进入了华盖运时代,然而也正是他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时期。名作《前赤壁赋》以赋体游记散文形式叙写他于失意中乘夜色泛舟赤壁的游览见闻,描绘了一幅大江月夜图。和前人相比,苏轼不再满足和停留于只发点宦情羁思的小牢骚。在例行写景之余,他更关心的是有关宇宙和人生的关系等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不同于常人的坎坷经历和超凡人格,使他能以空前旷达的姿态直面人生的惨淡和宇宙的浩缈。他的《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石钟山记》等,都是充满了哲学思辨和科学精神的千古美文。

    四、南宋以降:游记文学的滥觞

   
南宋的范成大和陆游,也是勤奋的业余旅行家。南宋盘弓弯马的紧张局势使南宋士人无暇象唐人那样专心致志地纵情山水,他们常常只能于公务途中,在马上草草地浏览支离破碎的河山。《吴船录》是范成大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自成都回朝廷复命的旅途日记。陆游的名作《入蜀记》,则是他赴任夔州(四川奉节)的旅途日记。《吴船录》和《入蜀记》一道被认为是南宋日记体游记的经典之作。兆始于唐的山水游记散文到了这里,逐渐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日记体游记。体裁更加灵活,更侧重于写实,在发扬文学传统的同时增加了科学性,既记游踪,又及风景民俗,许多篇章就是很好的导游词,今天看来已有相当专业水平。

    明代最值得大写的旅行家当然是徐霞客,他是我国第一个以旅游为平生事业的学者,第一位民间职业旅行家。徐霞客是士人中地位最低下的一种,他一生从未担任过任何官方职务。徐霞客自22岁起别妻离子,“问奇于名山大川”。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陆陆续续游历了华东、中原、西南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徐霞客是江苏江阴人,家中多病的老母只有他一个儿子,孝心使他不敢过远过久地离开江阴,只是耐心地奔走在华东、华南的山川之间。等到老母归天,可以放胆远行,却不料多年的探险生涯极大地摧残了他的健康,这位伟大的旅行家55岁就病逝了。徐霞客在旅途中逐日所作的日记被后人整理成书,是为《徐霞客游记》。《游记》以亲身见闻纠正了前代的谬误,提出了许多有开创意义的见解。《游记》“文采尤美,书中妙句佳篇俯拾皆是,展读则幽香满室”,不仅是地理学上的经典,也是游记文学的经典。《游记》打破了前代游记重游历轻考察,重辞藻轻数理的传统,作者完全以科学家的严谨姿态置身游记写作之中,从而使《游记》达到了美学和科学的完美结合。

    清代的游记文学以钱谦益、袁枚、姚鼐为代表。清初文学家钱谦益的游记散文颇负盛名,其中代表作《游黄山记》对云海、异松等黄山奇观生动细致的描绘,二百余年来引人入胜。袁氏首倡“性灵说”,所谓“智者乐水”,在袁枚的游记中,以《浙西三瀑布记》文学成就最高,是写瀑布的奇文。与袁同代的姚鼐,也是文坛中善游者,善用史笔记其所游。姚作《登泰山记》写他雪中登泰山的经历,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佳作。综观有清一代,旅游文学和前代相比,少了许多葳蕤之气。但游记作为旅游文学里诞生最晚但又最具生命力的文学形式毕竟成熟起来并流传下来,直到今天。

    综上所述,士人漫游是我国古代旅游文学的主要创作源泉,士人漫游和旅游文学是“皮”、“毛”相依的关系。伴随着士人漫游活动的发展,旅游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山水诗到山水散文再到游记文学的发展历程。

    旅游文学对旅游发展的现实反作用

   
人类的旅游活动一开始,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在漫长岁月里,旅游活动产生了色彩斑斓的旅游文学,一方面旅游文学对于推动旅游活动的发展也是“善莫大焉”。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旅游文学作品对旅游客体即旅游景点的文化渲染和包装开发作用;二是旅游文学作品对旅游主体即游客的旅游动机的强大驱动力。

    在推动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文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不可替代性在于旅游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旅游景观对于旅游客源市场的神秘诱惑力。“中国文化有尚古重文的传统,无论是名城、名山、名水、名园还是名陵,名寺、名观、名花、名石,都积累了或多或少歌咏它们的文学作品。”⑷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文学作品就成了旅游景观的免费广告,它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它的受众,即潜在的旅游者,而且这种影响是深远和隽永不废的。因为旅游文学作品已经成为风景促销的重要载体,可以认为,旅游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本身就是对旅游资源的抽象开发,只不过这种开发并非有意识的商业行为。尽管如此,也已经使旅游业大受裨益。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文旅游资源空前丰富的旅游大国中,旅游文学作品在增强旅游景点的定向力和吸引力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于对那类本身具有一定魅力,但尚不大为人所知的潜在旅游资源的开发。

    三峡今日驰名中外,然而真正名扬天下是在北魏郦道元之后。郦氏在其所著《水经注》中极力描摹三峡的秀丽:“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转响,哀转久绝”。

    行文流畅如风行水上,所绘之景令人神往。作为古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理文学经典,《水经注》对三峡的赞美整整唱响了1500年。后人慕名游览者,不可断绝。类似的风景因文学包装而增色的例子比比皆是。

    有的风景本身倒无十分显著的特色,甚至“穷山恶水”,只因有了名人的文章抬举而立时身价倍增。对此,元人王恽也有至言“山以贤称,境缘人胜。赤壁断岸也,苏子再赋而秀发江山;岘首瘴岭也,羊公一登而名垂宇宙。”(《游东山记》)小石潭本是永州山野一无名小潭,自柳宗元光顾后声誉鹊起。柳氏以生花之妙笔,娓娓将所览道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弦,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倏而远逝,往来翕乎,似与游者相乐。”

    人每阅之皆若身临其境,每可忘俗,所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与朱元思书》)如遇可能,怎不一览为快?然而实际怎么样呢?后来欧阳修等人去看了一回,才发觉不过是柳宗元敝帚自珍的煽情,末了未尽兴即归。

    这方面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陶潜。他在其名作《桃花源记》里虚构了一个人间天堂,明知那是个乌有所在,却引起了同时代一个旅行家——刘子骥的莫大兴趣。“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乌托邦当然是找不到的,刘子骥也只有抱憾而终了,“未果,寻病终。”(刘事详见《晋书·隐逸·刘子骥传》),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

    旅游文学作品的开发效应其次在于对那些有一定名气,已有条件吸引和接待游客的景点的进一步开发。几乎每一个有一点名气的风景都沾了文学宣传与包装的光。在古今文人中,孔子是捷足先登泰山者,“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千百年来,步其后尘欲“小天下”者不可胜数。其后自秦皇汉武始,天子莫不争往封禅铭记,勒石刻碑,以传功德于后世。至于文人骚客登览之作,更不复穷尽。所以有人说,泰山是一座自然资源宝库,更是一座活的文物宝库。正是历代文人名士的名篇佳作,使泰山活于人们心中。

    枫桥原是姑苏城西一座不起眼的小桥,寒山寺也绝无惊人之姿,然而唐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不知令多少人心醉其中: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每年到霜钟将鸣的时节,总有数千之众云集姑苏聆听那夜半的钟声。在这里,这首我们孩提时代就能熟诵的诗成了绝妙的广告语。只要这诗代代相传下去,那么寒山寺的钟声就会永驻人们心间。

    文学的一个显著功能在于增进人的美的感受能力,陶冶人的情趣,培养人们高尚的艺术趣味和健康的审美观念。旅游文学当然也有这个功能,只是这里“美”的所指已经相当明确,那就是作品所述及的景物之美及游人沉浸其中的美的境界。虽然旅游景观观赏是人们审美需要的主要定向,然而,人们首先接触的往往不可能是现实的景观之美,而是首先作为旅游文学作品的受众而存在。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除探索驱动力外,人们大多数旅游动机,都是后天学习得到的。读者在欣赏旅游文学作品之美的同时,即成为旅游广告的对象,他通过学习已经充分地领略了抽象的风景之美。当旅游文学的魅力足以令其心动而产生欲身临其境的念头时,文学公关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只不过就旅游文学本身而言,完全出于义务。这时候,旅行的动机就进一步形成,旅行实际成为可能。文学作品的鉴赏者完成了由读者向游者的心理转变,潜在的旅游市场就渐趋形成。

    当然,旅游文学作品要产生这些作用,是有其条件的。因为文学是一种精神武器,只有当文学作品掌握了广大读者,它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这就要求潜在的旅游者首先要欣赏得了这种文学作品,一个文盲很难和欧阳修产生共鸣而会兴致勃勃地去游醉翁亭。但是,也应看到,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民智日开,能与雅士文人戚戚相通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一潜在的旅游市场规模日见其大,旅游文学也将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旅游业的发展默默贡献。

    明白了旅游文学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旅游经营者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旅游事业一日千里,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先贤文人的名篇佳作早已成为社会的公共财富,旅游经营者要有敏锐的眼光和先发制人的魄力,古为今用,借古生金,在旅游文化促销上大做文章,以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南阳和襄阳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论争,说明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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