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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山水,采撷人文的行走写作

时间:2015-08-08 16:56 来源:贵州日报 作者:喻子涵 阅读:

    这里提“行走散文”比提“旅游散文”或“游记”这个概念似乎要恰当。因为,行走散文的主动性、体验性要强,创作目的明确。而“旅游散文”或“游记” ,往往是因游而记,随意性比较大。历史上的《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当代的《文化苦旅》,其实是行走散文,因为他们不是文人墨客游山玩水的即兴创作,而是有创作规划、创作目的,有文化的自觉和良知,甚至具有探险性的考察祖国山川地貌的作品。由此而看贵州作家的这种“行走散文”,新世纪以来十多年的创作成果是十分突出的。下面对主要的作家作品作简要介绍。


    一是王大卫的黔滇行走散文。贵阳作家王大卫立足云南、贵州边远古朴的少数民族地区开掘题材,创作成果颇为丰硕。自2003年9月出版《寻找天堂》以后,2005年3月出版《天地无极》(上、下),2006年10月出版《中国石门》(上、下);2012年2月又出版《最后的纸质图书》。一百多万字的作品,短短六七年间在香港和内陆出版以及几次再版,不仅成了出版界的神话,更展示了王大卫纪实散文创作的实力,同时也显示了“行走”散文的艺术魅力与受众认同。其中的《中国石门》,是他沿着英国传教士伯格理一百年前在威宁石门坎彝苗地区创建中国西南“文化圣地”的足迹而行走和写作的。写《中国石门》,他先后五次苦旅在黔西北、滇东北边远、荒寒、贫瘠的乡村,深入当年柏格理创建的麻风医院、孤儿院、学校、教堂、足球场、农技站、纺技站等遗址考察和采访。因此,“苦旅”与“寻找”,便构成了王大卫行走散文创作的核心内容;而浓厚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感,又形成了王大卫行走散文的鲜明特色。不仅如此,王大卫的行走散文在纪实和追忆中渗透一种人文精神,在写生和实录中追求一种诗性表达。王大卫行走散文的诗性,是由他的“行走”而产生的。“行走”意味着“寻找”,寻找一种灵魂、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人性、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这“行走”与“寻找”的本身,就充满着强烈的诗意的壮举。

    二是魏荣钊的贵州三大江行走散文。记者出身的德江土家族作家魏荣钊,曾经独自行走贵州的三条大河——乌江、赤水河、北盘江,写下系列行走散文,出版了《独走乌江》、《走在神秘河》、《遭遇北盘江》。这位“孤独的行者”,由于父爱的缺失、母亲的悲景、世态的炎凉,使他自幼养成了孤僻倔强的性格。他独行这些江河,雨行路中、夜宿村镇、穿越悬涯洞穴、摆渡过河、爬出绝境,所寻觅的是他的过去、前辈们的过去、祖先们的过去。他采用纪实手法,记事写人、追溯历史、描景状物、实录真相,将贵州地域人文生态“深描”下来,将散布在江河流域的母语文化及其感人故事搜集起来,并在母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努力寻找一种表达上的契合,从而展现贵州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给人一种良知的启悟和现实的反思。

    三是安元奎的乌江中下游行走散文。思南土家族作家安元奎,主要行走于乌江两岸土家山寨,新世纪以后出版有散文集《行吟乌江》、《远山的歌谣》。他的作品是一种“母语文化”的回归和“地域寓言”的书写。尽管他的散文着力点在于对乌江流域历史文化的清点与盘活,但是,一个乌江之子对自己的地域人文传统和根性文化的崇敬与复原,对乌江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探源与描述,是他散文的价值所在。从安元奎的散文看来,无论是《古盐道上的虚拟航号》中对老船长、老纤夫的追寻与采访,还是《怀念歪屁股船》中对乌江木船的深描与追念,无论是《野生的民歌》中对乌江两岸原生态的“打闹歌”和歌师的赞美与探访,还是《凭吊绿荫轩》中对黄庭坚谪迁乌江彭水遭际的怀想与感念,等等,无不充满着对故土的挚爱与留恋、惋惜与深思。他表现母语文化的方式不是直接的,也不停留在语言表面上,而是在寻找乌江文化的源头时,对母语文化精神的认同、熏染、强调和转换。

    四是韩进的黔东南两江行走散文。贵阳作家韩进,一直热衷于地域民族题材的散文创作,曾出版《夜郎情思》、《远山在召唤》。他先后行走清水江和都柳江,分别在《贵州日报》开辟“清水江纪行”和“行走都柳江”两个专栏,陆续发表纪实散文近50篇。行走清水江时,从清江南源斗篷山区的马尾河开始,途经都匀、福泉、丹寨、麻江、凯里、黄平、施秉、台江、剑河、锦屏等县市,最后抵达清江出省处的天柱县渡头坡。风光、风情、风物尽收眼底,体察、感受、思考也流于笔端。行走都柳江系列,纪录了地域风貌、民俗风物,观察了社会变迁、人情世相,考察了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以极其朴实的情感、平民心态书写对乡土的眷念和底层的关怀。同时,在行走的背后还蕴含着对真情的寻找、善良的发现和心灵的感悟,使他的纪实散文超越了纪实而充满文学的力量。

    五是文隽永黔滇缅抗战路线行走散文。记者出身的德江土家族作家文隽永,从都匀出发只身走进雪域高原,感知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生态环保状况,探访中国江河源所在,关注藏羚羊的命运,唤回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探寻人与自然和谐的奥秘,出版了《行走秘境雪域高原——一个记者眼中的江河源》。2011年4月,文隽永又沿着举世闻名的“史迪威公路”主线,独自从贵州独山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出发,穿行晴隆“24道拐”,前往昆明、大理祥云、保山、腾冲猴桥与缅甸甘拜地、龙陵与施甸接壤的怒江、德宏州芒市、陇川、畹町、瑞丽,直至缅甸南坎。在行程近4000公里的黔滇缅抗战路线上,考察抗战战斗遗址,谒拜国殇墓园和抗战纪念碑,寻访“驼峰航线”机场遗址和部分“史迪威公路”遗址,拜访慰问健在的远征军抗战老兵,在多个中缅边境口岸采访搜集抗战文化。他将才情、激情、真情熔铸到行走与写作中,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纪实散文。

    六是“走遍夜郎故土”丛书的系列行走散文。“走遍夜郎故土”丛书是贵州省写作学会2002年起开始实施的“520行走写作工程”的成果,这个工程的含义是组织会员每5年为20个旅游县市采写并出版20本精美旅游散文集。十年来写作家们走访考察了贵州48个县市的山水风物、人文奇观,“用他们的眼睛发现贵州风情,用他们的心感受山水的灵气,用他们的笔书写贵州的文化”(喻莉娟语)。目前已出版了48本800多万字的大型散文丛书,成为贵州“行走散文”的集大成者。贵州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喻莉娟说:“三四千篇散文,反映贵州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和地方文化,用优美而畅达的文字,深厚而朴素的感情,自由而丰富的形式去书写这片多彩的土地,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受山水的美丽,人间的真情;历史的久远,文化的厚重。是我们贵州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当代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参见喻莉娟的博客)这个总结比较准确恰当。

    行走散文的文体特色是纪实,也就是说,它是用写实的手法来记事写人、描景状物、忠实反映事实真相和生活原貌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呈现繁荣景象,而纪实类作品占很大比重,无论是报刊还是书籍,都大量刊载和出版人物纪实、事件纪实、过程纪实、风物纪实等一类作品。散文的纪实化与新闻的文学化相互交融渗透,满足了当今时代广大读者的平实、快速的阅读要求和精神消费。当然,纪实散文必须是文学的,必须符合文学的审美规律;优秀的纪实散文,还熔炼着诗性元素,使其纯度得到提升。因此,纪实散文在纪实的基础上,还须传达作家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传达一种人格魅力和精神向度,对读者进行一种良知启悟、思想引领和诗性熏陶。也只有这样,纪实散文才能达到思想和艺术的融合,才能获得艺术上的超越,才能以其独特的艺术品格吸引读者并求得独立生存。而前面提到的这批行走散文,在处理纪实性和文学性上的程度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王大卫在纪实性和文学性的基础上增加学术成份,因此具有思想深度和思辨效果;安元奎在纪实性和文学性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注重历史文化的融入,因而文化气息浓厚;魏荣钊注重故事讲述和人生体悟,韩进注重现状描写和心灵的感悟,文隽永注重历史挖掘和现实反思,各具其艺术魅力,也体现行走散文的丰富多样。

    当然,综观贵州新世纪以来十多年出现的“行走散文”,其创作质量也有不稳定的情况,一些篇章避免不了材料的堆砌、叙述的雷同、思想的轻浅、语言的枯燥;有些行走散文只是一种现场见闻的实录,近于新闻报道而离文学较远;有的行走散文只是历史文化的记录和诠释,而缺乏自己的体悟和诗性的描述;有的行走散文仍然是“文化散文”模式的翻版,而且题材价值不大,立意不高,写法上又缺乏独立和创新。行走散文的写作途径在于“行走”,没有行走就失去其意义和价值;而行走散文写作的落脚点是“散文”,丢失散文本体就没有文学性。因此,我们期待贵州行走散文改变面貌,出现更佳更具影响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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