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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宋代游记文学的特点

时间:2015-05-01 17:08 来源:文学教育 作者:未知 阅读:
    有宋一代,在旅游活动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颇有文艺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他们非常自觉地继承了前人以文载游的传统。游记散文和旅游诗词因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汉魏六朝是游记文学的开创期,唐代是游记文学的成熟期,那么宋代就是游记文学的兴盛期。这一时期,游记作家辈出不穷,其中不仅有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秦观、陆游、范成大等诗文名家,而且有朱熹、陆九渊等著名学者,以及范仲淹、王安石等大政治家。他们留下了不少流光溢彩千古传诵的游记作品。

    一.记游诗文:主理尚意,长于议论

    就风格而言,宋代游记有受理学影响,以记游为辅而重在说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有侧重抒情写景,描绘自然风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有清新简洁,流畅明丽的,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也有纵横恣肆,气魄宏大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有陆游的《入蜀记》,以日记体形式状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情感,内容丰富,笔法自如,从而开创了一种日记体游记。总之,宋代游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而为后代游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常常意气风发地大发宏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而理学也开始成熟盛行,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也是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许多游记,写景只是全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宋代游记散文具有议论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该文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借以阐发治学的见解。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而所得的收获也就愈多,所以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但一般人学习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必须坚持不懈刻苦钻研才能获得,所以作者又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全文借景说理,即景言志,说明做学问要达到高深的造诣,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然,借景说理抒情的游记散文名篇,还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游记作品气魄宏大,文笔恣肆,议论纵横,是古代游记散文中不可多见的璀璨明珠。

    宋代游记散文名篇荟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还有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吕祖谦的《游兰亭记》、程端明的《游金华三洞记》、王质的《游东林山记》以及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济南行记》等。

    以诗记游,始于先秦,盛于唐宋。唐旅游诗主情,重审美,韵味悠扬;宋旅游诗主理,尚意趣,议论风发。王禹�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和《东溪》,欧阳修的《伊川独游》,苏舜钦的《初游沧浪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泊船瓜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乳交融的优秀旅游诗作。

    二.记游宋词:市井气象,黍离之悲

    以词记游,始于唐,盛于宋。宋代旅游词可大致分为歌咏市井风情、抒发羁旅愁绪、描绘自然风光和凭吊历史古迹等几类。

    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富庶繁华,市井文化勃兴,众多的文人流连忘返以词唱和。这类表现市井风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和都市风情,深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宋人旅游不再有唐人那样豪迈雄阔的气概。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词中流露出更多的羁旅惆怅、离愁别绪和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之忧。秦观、周邦彦、朱敦儒等著名的词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观的《踏莎行》可视为表现羁旅之愁的典范之作。

    描绘自然风光的宋词较多。较为突出的有潘阆的10首《酒泉子》,咏杭州十景;欧阳修泛舟颖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所作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焦山》、汪莘的《沁园春・忆黄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和吴文英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清丽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韵。

    咏叹历史古迹的宋词,以辛弃疾的最为突出,他登建康赏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时所作的词,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笔调沉雄凄婉,意境苍凉悲壮,堪称宋词中咏叹历史古迹的代表作。而孙浩然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张孝样的《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吴潜的《满江红・豫章滕王阁》、方岳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汪元量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这类词中的优秀之作。其中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作于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长安游览秦汉宫阙遗迹的所见所思。深长凄怆的黍离之悲浸透纸背,无从排遣的的忧国之愁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旅游词作中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两宋时期,国势远不及汉唐强盛。在外,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败多胜少,一再屈辱地签订和约输银纳绢以求一时之苟安。在内,机构臃肿冗官冗费,财政时有困难。这些内忧外患,不仅严重刺激了宋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形成深刻的精神创伤,而且使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士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在立国之初就明确表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并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计民生,具有较前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 ,正是他们特有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旅游文学之中。

    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大以及两宋理学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造微于心性之间,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也就是以“内圣”控“外王”的人生路线。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种种,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形成的深刻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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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南宋)朱熹著,黄坤译注.朱熹诗文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0:169-170.
    [5]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3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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